當今世界形勢變幻莫測，充滿著不確定性。比較而言，不確定性來源于西方世界內部，中國則正在以一個負責任大國的姿態為不確定的世界提供著確定性。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和技術進步為人類創造了巨量財富，作為全球化的引領者和技術創新中心的西方經歷了普遍繁榮。隨之而來的是，西方社會出現了難以解決的問題，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創造的財富落入了極少數人的口袋，收入差異越來越大，社會分化越來越明顯，失去了一個健康社會賴以生存的基本公平。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往日支撐西方民主的中產階層萎縮，多黨政治演變成黨爭，多黨之間沒有太多共識，反對黨為了反對而反對，基本治理出現嚴重危機，政府維持社會秩序的能力大打折扣。諸如此類的內部問題導致了民粹主義的崛起。由于內部改革舉步維艱，一些國家簡單地把責任推向外部，推到全球化和其他國家上，導致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崛起。當政治人物決意把內部危機外部化時，內部強硬派紛紛抬頭，國家間的沖突不再局限在單純的貿易領域，而向其他領域擴展。

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繼續崛起，成為世界局勢的穩定力量。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加強溝通，增加共識，強化協調，繼續在多邊主義基礎上推進全球化。無論是西方發達國家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人們把目光更多轉向了中國。

人們發現，無論在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中國呈現出與美國截然不同的局面。美國接連“退群”，中國加速走向世界。中國繼續穩步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把“一帶一路”轉向有效的制度建設，強調綠色、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中國還和一些國家簽署了升級版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整體結束。即使在域外國家不斷攪局的南海問題上，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南海行為準則”磋商也取得積極進展。在國內，進博會的成功舉辦不僅展示了中國市場的巨大，更展示了中國向消費大國的轉型。自由貿易區(港)、大灣區、金融開放等“大手筆”，展現了“大國要做大事”的氣派。同時，中國積極推進內部結構性改革，實現優質可持續發展。盡管中國經濟面臨下行壓力，但仍為世界經濟增長貢獻了最大份額。

中國提供著當今國際秩序所必需的國際公共產品，避免了人們一直擔心的“金德爾伯格陷阱”，即世界因缺少足夠的公共產品而失序。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國這樣做，既非“另起爐灶”，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世界或區域秩序，也非像從前和現存其他大國那樣，構建針對他國的“團團伙伙”。中國所提倡和努力的是改革和補充，無意在現存世界秩序中引入顛覆性因素。中國提倡改革，是因為世界體系需要改革。現存體系為西方所確立和把持，但新興國家崛起之后，他們的利益和代表權沒有反映出來，造成了世界體系運作不良。共建“一帶一路”、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顯示，中國發展到今天，已具備能力對國際秩序和區域秩序作出制度性補充。

美國等西方國家把內部矛盾外部化的表現之一，是憑借其國際話語權優勢“妖魔化”新興國家特別是中國。然而，世界體系運作的實踐邏輯不會因此而改變，內部矛盾外部化解決不了西方的內部問題，一個崛起了的中國更不會被美國和西方所隨意擺布。

中國有能力在實現內部可持續發展的同時避免外部“修昔底德陷阱”。盡管人們擔憂中國和美國(西方)之間缺失政治信任度，但中國和美國(西方)之間存在巨大的共同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會放棄中國市場。不與自己的利益作對，這是西方過去的信仰，也是今天的信仰。

新中國是在反抗帝國主義、反對霸權主義的歷程中建立起來的。中國領導人在追求國家崛起和民族復興的同時堅稱“永不稱霸”，不相信“國強必霸”的邏輯。中國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既是對全球化現實的反映，更體現了人類命運休戚與共的價值觀。無論是努力避免“修昔底德陷阱”，還是積極為國際社會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中國都是在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價值、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一個穩定的中國是這個充滿不確定的世界的最大穩定源。今天如此，今后很長歷史時間里，依然如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