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就業形態正與我們的日常生活同頻共振。一個用于線下支付的收錢碼就“養活”了至少4個職業：收錢碼系統軟件開發師、物聯網技師、掃碼機具師與線下推廣的數字微客。

從垃圾分類師到單車運維師，從二次元游戲客服到小提琴在線陪練，自支付寶2004年誕生以來，近700萬人在平臺催生的40多種新職業里找到了打零工或全職就業的機會。更重要的是，一場關于產業發展與人才結構的趨勢性變化正在自然發生。

數字經濟賦能零工經濟

以“靈活的就業模式、豐富的就業渠道、較低的從業門檻”為特點的零工經濟正因為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發生改變，并深入中小城市與小城鎮。《2019中國縣域零工經濟調查報告》顯示，縣域市場有零工收入的人群達到了52.27%，35.11%的縣域零工工作與互聯網相關，“互聯網+”類零工在各種零工類型中排名第一。

“過去很多就業形式都受制于地理空間，存在天然的地域區隔，但互聯網技術將平臺打通，數字經濟催生的新職業在哪里都可以快速成長。”社保專家余清泉認為，不同于制造業要求的集中化就業，服務業的特點決定了這些新業態的分散化。

如今遍布于縣域市場的“互聯網+”類零工類型，既包括最典型的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和快遞員，又催生了收錢碼系統軟件開發師、數字微客、AI標注師、公交車路線規劃師等40多種新職業。這些新職業，有1/3僅需在線即可完成。

一些傳統的職業在消失，新的職業被創造出來。在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教授馮喜良看來，“創造”的關鍵在于新技術將勞動過程進行分解再重新整合，“恰恰是新技術的分解與整合讓勞動分工更精細化，最終帶來生產效率的提升”。

對于實質為靈活就業的零工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用“人力資本自由配置”進行解讀，“不同的技能模塊現在都可以構造出一個市場，為不同的企業或平臺提供短時服務”。

除了技能匹配之外，從業者的興趣相投也成為這些新職業興起的原因之一。毒雞湯文案師、心愿制作師、歌單導師等小眾職業從業者能夠在新的就業形態中去完成過去想做卻沒機會做的事。

“更多的人能夠被看見，能夠發揮自己的優勢或者追求興趣，在靈活就業中實現自我價值。”余清泉說，數字經濟催生的新職業在帶來產業變遷的同時，也改變著人才結構。

縣域民生的重要支撐

除了職業類別，支付寶的有關數據還展示了這些新職業從業者的來路：約一半生活在中小城市。在2.4萬名支付寶云客服中，有88.5%來自2至5線城市，AI標注師則幾乎全是小鎮青年。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研究員何建華將這樣的結果與國家統計局此前公布的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情況相對照，發現新職業的布局狀況與調查結果一致：中西部地區的企業和從業人員比例上升，經濟的地區差異緩慢變小;個體戶的數量大幅增長。

“就業正成為縣域民生的重要支撐。”馮喜良說，對于那些之前服務業并不發達的中小城市而言，這些新職業的發展是對當地經濟的有力支撐。

近年來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由工業主導向服務業主導轉變的趨勢進一步加強。2018年，第三產業占GDP比重已上升至52.2%，相對工業來講，服務業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更強。

“從制造業時代向服務業時代過渡，是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越來越大。”余清泉說。

小微企業也是新職業的受益者。數據顯示，從事線下推廣收錢碼的數字微客，既有個人兼職，也有創業團隊，其中99%來自50人以下的小微企業，營業狀況最好的單月收入達數百萬元。

以小鎮青年為代表的群體正在把握就業新形態。“不少二代三代農民工都在城市生活過或者出生在城市，他們對農村的感情較淡，對農業生產技術掌握較少，新職業恰恰為他們開辟了就業通道。”馮喜良說。

余清泉也看到了在城鎮化過程中，以小鎮青年為代表的群體的活力與潛力。“過去受地域經濟的影響，他們的消費能力沒被發現，但現在有了更多機會，這體現在就業上就是能找到更多新的有意思的兼職。”

“最近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出臺更多支持新增就業崗位的措施，抓緊改善不合理限制靈活就業的規定。”對于這些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的新職業，馮喜良認為，未來政策層面不僅要支持新就業，激發就業機會，還要保障從業者職業安全。

余清泉也在思考新職業從業者的用工權益問題，“因為過去的社保體系與規則不是按照這個思路設計的，目前的就業形式還是以相對標準、穩定的就業方式為主，但去年我國的市場主體就已經突破了1億戶”，余清泉說，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面對今后更加靈活化的就業形態，公共服務不一定能完全覆蓋所有群體，第三方社保服務市場要發揮積極作用。(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 朱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