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教師何伊利在給空中乘務專業學生上課。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供圖

2019年11月25日，2019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教學能力比賽決賽在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閉幕。河南職業技術學院胡二坤團隊展示參賽作品。靖鑫/攝

2018年6月14日，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思政課教師李菡(左一)和語文課教師鄧瀅(右一)共同帶來了一堂特別的思政課。羅治國/攝

2017年9月，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直升機駕駛技術專業學生在校外實訓基地進行課程實訓。潘建生/攝

高職課堂在變。

這一點，從近日落幕的2019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教學能力比賽能略窺一斑，比如此次791支參賽教學團隊呈現了多種多樣的新型教學場景，有的將企業車間轉變為教室，開展現場教學，有的開始嘗試情境教學、項目式教學等。

自2019年年初印發的《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即“職教20條”)明確提出，要推進高等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完善教育教學相關標準，多措并舉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等，關于“三教”(教師、教材、教法)和課堂質量的改革，便一直是高職教育領域的熱點命題。

如今的高職，正在努力破除社會對其存在的偏見，以質量為先，重塑課堂，打造“金課”，嚴抓“混教”“混學”，由此引發的“化學反應”正在不少學校的教與學中悄然發生。

“課堂革命”勢在必行

最近，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黨委書記吳學敏有個“幸福的煩惱”——有學生向他反映“圖書館因人多經常找不到座位坐”，還有人認為有的自習室關閉太早，建議學校開放更多能讓學生每天學習至晚上11點的場所……

說它是個“煩惱”，那是因為學校肯定要想辦法解決學生所提的問題。吳學敏之所以還覺得“幸福”，則是因為這些問題無一不關于學習，若是以前，他所聽到的學生建議更多的是關于“食堂怎么讓飯菜更好吃”之類。

而這一轉變，與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自2018年開始的“課堂質量年”改革不無關系。當時，吳學敏就注意到，00后學生不喜歡冗長的理論介紹，對于枯燥的理論學習表現出更強的厭惡情緒，而需要學生親自動手的實踐類課程，更能得到他們的偏愛。學生在變，但部分老師變化較慢，在課堂上存在著應對新的“學情”在教學方法、內容的轉變上不夠及時，課堂教學效果不夠理想等問題。

談及為何主動開始“課改”，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教師裴春梅告訴記者，她發現，很多學生平日里不愛上課，但若是參加大賽集訓就像換了個人似的，“如果碰到弄不明白的，就非要泡在實驗室弄明白才行，有的甚至會睡在實驗室”。同時也因輔導學生參加相關競賽積累了不少實戰經驗，裴春梅等3人商量“必須得改一改，如果維持以前的狀態，我們會慢慢失去學生”。

在裴春梅看來，現在學生有他們的獨特性，比如學習更多以興趣為驅動，通過網絡獲取信息、自我學習的能力很強，“有的甚至比老師還要強，懂得比老師還多”。“這時候你再像以前教C語言那樣，一句一句命令地去教，他們會覺得很簡單，我干嘛還要跟著你學?所以要讓他們成為課堂的主角，而不是教師‘滿堂灌’”。

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早課于8點開始，但以前在這個時刻過后，仍能看到不少學生還在去上課的路上，“去查學生宿舍，也有不少有課的學生還未起床。”吳學敏發現，每天去巡查課堂時，不少坐在課堂的學生也并沒認真學習，“尤其是教室后面幾排的學生，有睡覺的、有玩手機的，更有竊竊私語的”。

一場“課堂革命”勢在必行。但在吳學敏看來，與其說這是一場教育教學的改革，不如說是人才培養模式的一次全方位變革，“時代在變，學生也在變。社會信息技術的發展、國家產業的轉型升級等都對技能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怎么培養適應時代需求的高質量技能人才?最終要落腳在課堂”。

課堂變革關鍵在教師

如今，重塑課堂，打造“金課”，嚴抓“混教”“混學”已成為不少高職院校及其教師自覺的行動：為了備好《管理會計》這門課，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會計專業教師朱敏等人花了一年多時間，一邊去企業搜集數據和案例來開發案例庫，一邊琢磨教學方案;在進行《電子產品設計與制作》這門課的“課改”時，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教師裴春梅、朱恭生和蔡志芳跑了四五家企業去了解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與開發，還常請企業相關人員來學校“輔導”自己，僅備課就來回推敲了近半年。

可以說，課堂質量改革關鍵在于老師。正如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王敏所說，“學生在大學里學習，最受益、最直接、最核心、最顯效的就是課堂，而課堂質量高低的關鍵在于教師的教學水平。”

如何激發老師的積極性?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則以比賽為抓手，選擇“以賽促教”。

據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院長王雄偉介紹，學校會進行一年一度的教學能力比賽，將比賽目標、內容、訓練和組織管理對接人才培養目標、課程教學內容、教學實施與評價考核，并且將比賽訓練納入專業人才培養計劃，將比賽融入了常規教學活動中，讓全體教師都有參與比賽活動的機會，從而提升教師的教學能力等。

此外，據記者了解，不少高職院校在不斷為教師的教學“加碼”，比如增加對教師教學能力的培訓力度，提升教學能力較強的老師的獎金、待遇等。

但王敏也在思考，我們一直在給老師做“加法”，能否也做下“減法”?比如，減少教學能力較弱的老師的課時量的同時，加強對這些教師職業能力的培訓。如果培訓之后仍然不能勝任教師崗位，可以進行轉崗，甚至可以進行末位淘汰。

“而做‘減法’的前提，是要有一個完善的評價體系。”王敏介紹，在之前的評測體系中，“不少教師的得分都在96分、97分左右，最低也有90分”。但在對評價體系進行調整，納入更多合理、科學、全面的評價指標后，對老師進行分檔評價，實行“基本條件+業績量化排序”，“一下子，老師的教學差距就顯現了出來，個別甚至會不及格，那接下來，對于不及格的老師，我們就會減少課時量等”。

課堂變革要讓學生站課堂“C位”

走進北京電子科技職業學院電信工程學院《電子產品設計與制作》的教室就可以發現，與傳統教室的布局不同，這里每4套桌椅為一組進行排放，每組共享兩臺電腦和兩套儀器儀表，學生上課時分組完成課堂任務。課程由裴春梅、朱恭生和蔡志芳3位教師共同講授，在七八年前便已開課。但經過這兩年的兩次課改，課堂已煥然一新——

原本課程主要教學生畫電路板原理圖和制作電路板，如今則將其他課程內容和人工智能新技術也融入其中，并以企業真實工作項目為載體，構建了基于工作過程的模塊化課程，實施項目式教學，學生在課程結束前需各自完成3個可用人工智能語音控制的產品設計與制作。而老師則主要發揮引導作用，將主體地位讓位給學生，以任務為驅動引導其“課前預習、課中學習、課后拓展”，進行自主學習。

“以往，學生不知道自己所學的東西究竟能用來干什么，以設計制作人工智能產品任務作為驅動，他們的興趣一下子被激發了起來，就會自己主動去學。”裴春梅告訴記者，以往都是老師“趕著”學生學習，現在更多的是學生拉著老師一起討論。她做過一個大致的統計，課改前學生的課堂任務完成率約為50%-60%，現在則是100%，“并且他們自主去學，更能鍛煉他們創新創造等綜合能力”。

在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會計專業教師朱敏看來，在信息技術如此發達的今天，對會計人才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需要他們有更強的數據分析能力，而非簡單的報賬”。于是，她所教授的《管理會計》也進行了“迭代升級”，將“可以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內容”剔除，而在企業的真實財務數據上進行“實戰”，“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根據我的內容來授課，現在則是根據學生的‘學情’，看他們需要什么、學得如何來制作‘活頁式’教材”。

除了內容改革，朱敏還利用“云課堂”、大數據等信息技術，來實時觀察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等，“大數據會為每位學生進行畫像，哪里有什么缺漏可以及時掌握，我們也才好根據具體的‘學情’來調整教學”。

與之類似，如今實訓虛擬仿真軟件、網絡交互平臺等在高職課堂上并不鮮見，翻轉課堂、混合式教學等信息化教學方式也正在成為“常態”。

課堂變革需要明確“路線圖”

“但是要進一步提升課堂質量，僅靠老師個體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在裴春梅看來，自己目前在課堂上所作出的改變僅局限于一門課程，若要綜合更多門課程內容進行授課，則涉及教材的編寫、課程體系的梳理、教師安排、校企合作、學校管理等眾多內容，“職業教育是一種類型教育，我們的課程體系、形式不能按照本科去做，如果打造符合學校、學生特點的課程，需要學校進行‘上層設計’”。

也正是出于這樣的考慮，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在2018年開始進行“課程質量年”建設時便讓“頂層設計”先行，發布了《“課堂質量年”實施方案》來明確活動指導思想、總體目標、實施步驟等，各二級教學單位再據此制定詳細的實施細則，全面落實各項改革任務。

“教學的理念是什么?什么是一堂好課?考核的標準是什么?……這些我們都進行了修訂和明確。”據吳學敏介紹，學校據此出臺了《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課堂教學管理規定》《一堂好課的標準》《課堂手機管理規定》等條文，編制完成了新版《教師手冊》，以方便教師了解學校教學管理、人事人才、科學研究和質量監控等方面的規定。

有了“路線圖”，接下來關鍵在于如何在課堂中落實。吳學敏等學校領導帶頭深入教學一線參加巡查工作，對學生遲到以及教師管理課堂方法不到位等不良現象進行監督，對教師上課遲到或者影響教學的行為根據學校《教學事故處理辦法》予以處理。與此同時，學校構建爭先機制，樹立質量標兵，在全校遴選出15門課程在全校范圍內開展教學觀摩，并通過舉辦主題教研等活動，促進教師相互交流教學經驗，以提升教學能力等。

眼下，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正通過課堂質量“創新提質年”系列舉措來進一步深化2018年“課堂質量年”建設的成果。正如吳學敏所說，“提升課堂質量，與時俱進改進教學方式方法，這是個長期不懈的過程，可不是暫時抓抓就可以的”。(記者 孫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