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證辦學、超范圍經營、師資力量缺乏保障等校外培訓機構亂象依然屢見不鮮

● 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是當前面臨的緊迫難題，這個難題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態難以形成

● 培訓機構應依法辦學，提升教學質量、做好課后服務，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不得在公示的項目和標準以外收取其他費用，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培訓對象攤派費用或者強行集資

近日，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赴北京市調研教育綜合改革及黨史學習教育情況時強調，北京要扎實推進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工作，嚴格規范管理校外培訓機構，打出政策組合拳。

此前，陳寶生曾在今年年初的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大力度治理整頓校外培訓機構。這是當前面臨的緊迫難題，這個難題破不了，教育的良好生態難以形成。這件事非辦不可，必須主動作為”。

嚴監管之下，不少校外培訓機構加快了內部整頓的步伐。但《法治日報》記者近期調查發現，無證辦學、超范圍經營、師資力量缺乏保障等校外培訓機構亂象依然屢見不鮮。

無證辦學屢禁不止

惡性競爭擾亂市場

3月11日，北京市海淀區市場監督管理局曝光了5家無證辦學的培訓機構，分別是北京天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百年英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健偉在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優勝輝煌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北京易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這5所培訓機構均不是第一次被曝光，尤其是優勝教育，已被曝光7次。

無證辦學本是違法操作，現如今卻變成很多培訓機構的“正常操作”。《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很多消費者在維權過程中才得知自己報名的機構無辦學資質或是超范圍經營。

豆瓣用戶名為桃子的網友說，她報名的英語口語培訓機構，實際注冊的卻是教育咨詢公司，也沒有教育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

上海恒衍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艷輝指出，我國相關法律法規明確要求教育培訓機構必須具備一定的資質。一般來說，包括在當地市場監管局辦理營業執照，在當地教育局申辦辦學許可證。報名人可以通過全國校外培訓機構管理服務平臺或全國校外線上培訓管理服務平臺查詢培訓機構的辦學信息和資質，避免上當受騙。

一些市監局也提示，消費者在選擇學科類或職業技能、職業資格類教育培訓機構時，要注意查看對方是否已經取得教育行政部門或人力社保部門頒發的辦學許可證。如培訓機構未取得辦學許可證，建議謹慎選擇。

楊新(化名)在一家知名教育培訓機構任職多年，據他介紹，如今一些培訓機構為了獲客和留客，紛紛改變過去“先報名后學習”的業務模式，將高價課程以超低價售賣給客戶。“比如有的會推出‘免費帶讀’‘1元學習體驗課’等，把原本幾百元、幾千元的課程拿出來讓學生免費學。有些機構甚至就是在‘賠錢賺口碑’。”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德良認為，楊新提到的培訓機構的業務模式屬于不正當競爭。“課程和價格屬于廣告內容，根據民辦教育促進法第42條，民辦學校的招生簡章和廣告，應當報審批機關備案。”

在王艷輝看來，這種不正當競爭，一方面會讓機構本身的質量和聲譽形象受損，影響機構的后續發展，同時也損害了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擾亂了市場的正常價格秩序，讓消費者很難從價格上判斷課程的價值，不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

師資力量缺乏保障

機構收費水漲船高

教育培訓行業迅猛發展的趨勢和相當可觀的薪資待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擇業者，然而高低不平的準入門檻，導致不同機構或同一機構內的講師資質和教學質量參差不齊。

張雨(化名)現在在北京一所大學讀研究生一年級，她在研究生備考時曾報名一家輔導機構。學習了一段時間，她發現這所機構的教學質量并不高，創始人在創辦該機構時也是一名研究生一年級學生。“那些老師都是還在上學的研究生，講課講得不太好，給學生準備的資料里有一大堆錯別字，在群里回答問題時也亂七八糟，沒有頭緒。”

李夢(化名)曾在某全國連鎖少兒英語培訓機構任職，據她介紹，她所在的培訓機構對教師資格證沒有硬性要求，只要經過培訓獲得機構頒發的資格證，就可以正式帶班帶課。

王艷輝說，國務院要求所聘從事培訓工作的人員除了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熱愛教育事業，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相應的培訓能力外，從事語文、數學、英語及物理、化學、生物等學科知識培訓的教師還應具有相應的教師資格。“類似在校研究生等沒有教師資質的人員是不允許從事培訓工作的。”

《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培訓機構除了師資隊伍魚龍混雜、教學質量參差不齊外，還會明里暗里地漲學費。

據李夢介紹，她所在的機構基本上每年都會漲一次價，漲幅在1000元至2000元左右，現在一年的學費已經超過2萬元了。

“盈利性培訓機構收費高低、是否漲價和漲價幅度是由市場決定的，屬于市場行為。消費者判斷機構收費和漲價是否合法，主要取決于兩方面。首先，收費是招生簡章內容的一部分，培訓機構應報主管部門審批，在無備案的情況下擅自漲價屬于違法行為。其次應看備案后雙方簽署的合同。若合同約定不漲價或限制了漲價的幅度，雙方應尊重合同規定。”劉德良說。

預付式消費惹糾紛

申請退費難度加倍

預付式消費基于其便利性和優惠性，已成為多數消費者的首選消費方式。尤其是教育培訓機構，考慮到課程的長期性和連續性，目前更是廣泛推行預付式消費。但這也為后期因個人或機構原因引發的退費難埋下了隱患。

2019年，《北京市學科類校外培訓機構預付式消費管理細則(征求意見稿)》中就明確規定，培訓機構按課時收費，每科一次性不得收取超過60課時的費用;按培訓周期收費，一次性不得收取時間跨度超過3個月的費用。

但這并未讓培訓機構的退費糾紛就此減少或中止。北京市海淀區市場監管局近日在“消費警示”中稱，今年以來，市監局接到的關于教育培訓機構的退費糾紛數量居高不下。該局還曝光了自今年1月21日至2月20日間投訴量大、解決率低的教育培訓機構，其中百年英才投訴率最高，共收到投訴38件。優勝教育解決率最低，為0。

對此，王艷輝表示，培訓機構的退費扣費應該嚴格按照民法典合同編的規定以及雙方合同的約定來履行。雖然定金作為一種違約擔保，一般不能退，但由商家原因導致的退費，不應該扣除違約金。如果消費者不慎簽署了霸王合同，那么合同中基本公平的條款是有效的，而明顯不公平的限制消費者權利的條款則是無效的。

劉德良補充說：“民法典第586條規定，當事人可以約定一方向對方給付定金作為債權的擔保。定金的數額由當事人約定，但不得超過主合同標的額的20%。一般來講，不要隨便交付定金，要特別警惕消費協議中關于‘定金一律不退還’之類的條款，以免上當。若培訓機構口頭承諾，報名人則應要求以書面形式寫進合同，便于日后取證維權。”

在北京某大學就讀的張鹽鹽(化名)于2019年報名了一個油畫班，2020年因為疫情無法正常上課，她考慮到學業緊張，在油畫班的收獲也很少，于是在2020年8月與機構協商退款。由于報名之初并未與對方簽署合同，因此在退費過程中遭遇了一系列麻煩。

張鹽鹽所在的機構雖然同意退費，卻提出一個條件。“讓我找個同學代替我的位置，然后從這個同學的報名費中扣除1500元的成本費，再退給我2500元。但我不想拉別人入坑，所以到現在也沒有成功退費。”張鹽鹽說。

對于張鹽鹽遭遇的困境，王艷輝提醒道：“雖然報名培訓機構不是必須簽署合同，但是簽署合同對雙方更有利，可以明確雙方的權利義務。在不簽署合同的情況下，報名人應留好交費憑證和與商家溝通的微信聊天記錄、電話錄音等證據，作為維權的憑證。”

《法治日報》記者調查發現，預付式消費導致的培訓機構退費糾紛不勝枚舉，機構拒絕退費或扣除20%至30%不等的“違約金”的理由花樣百出。為減少損失，培訓機構甚至提出完全不合理的要求。但很多客戶考慮到維權成本高，最終都是吃了啞巴虧。

王艷輝說，預付式消費是時下經營者常用的一種營銷模式，即消費者在實際消費前就預先向經營者支付一定費用，再由經營者提供相應的商品或服務。要想減少此類糾紛，最重要的還是消費者要擦亮雙眼，不要被預付款的優惠所迷惑，不要沖動預存過多款項，否則可能造成經濟損失。

依法辦學提升質量

不斷增強證據意識

劉德良認為，民辦教育促進法等現行法律法規基本比較完善，對培訓機構的審批、備案等都有明確的規定。培訓機構亂象叢生，主要問題在于行政執法過程中問題較多，“當前我國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和違法不究的情況”。

他還指出，培訓機構自身缺乏誠信觀念，而公眾的法律意識和權利意識也不夠強，不嚴格把關合同內容，缺少證據保存的意識。

王艷輝說，培訓機構想要向好發展，需要從三個方面發力。第一，教育部門、市場監管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公安部門、網信部門等相關主體應當聯合起來，監管教育培訓行業中的各項工作，做到全方位有力監管;第二，教育部門要牽頭，按照有關規定認真組織開展年檢和年度報告公示工作，對于出現異樣的教育機構應予以重點關注，爭取對相關問題早發現、早解決;第三，及時對培訓機構的名單及主要信息進行公示公告，給客戶提供選擇前的重要參考，避免此類問題發生。

“此外，培訓機構也應依法辦學，提升教學質量、做好課后服務，接受有關部門的監督，不得在公示的項目和標準以外收取其他費用，不得以任何名義向培訓對象攤派費用或者強行集資。對于培訓對象未完成的培訓課程，有關退費事宜應嚴格按雙方合同約定以及相關法律規定辦理，以最大程度減少糾紛。”王艷輝說。(記者 韓丹東 陳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