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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前后，我國第一家具有助貸性質的機構在廣東成立，開創了國內“貸款銀行+助貸機構”助貸模式。在該模式發展4年后的2011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一步成熟，涌現出一大批以助貸業務為主要業務模式的機構，業內將其統稱為金融科技公司。然而，作為乘“互聯網”東風而起的助貸行業，本身即存在著AB面。具體而言，從業務模式上來看，在銀行、非銀金融機構與貸款用戶之間充當中介平臺的助貸機構中，在互聯網場景下的線上助貸平臺均在監管的指導下，不斷加強自身合規建設，并通過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等手段，在合規框架內推動金融活水向不同群體、不同區域流動，對激活社會經濟發展活力方面，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有相當一部分線下機構，即民間助貸平臺，游離于官方監管、行業監督之外。對于合規的助貸機構存在的價值和意義，曾有行業人士如此評價：“助貸機構有著傳統信貸模式無法比擬的優勢，即：能為貸款人提供利率更低、額度更高、放款更快的助貸方案。”該從業者在進行這一評價時并未將民間助貸平臺進行剝離，但民間助貸平臺的亂象卻依舊是事實存在。民間助貸，是洪水猛獸還是江湖救急
事實上，民間金融活動自古以來就在中國有著龐大的市場。在數百年的歷史長河中，民間借貸的存在的確解決了一部分用戶的用錢需求，一定程度上為社會經濟和民眾生活帶來了一定的便利。但同時，無監管和高利潤的行業特點也催生了諸多亂象。
與目前我們所認知的助貸機構不同的是，民間借貸平臺的資金來源更多的是債權人個體或機構，而非為政府所認可的金融類機構。“這類團體或機構完全游離于政府的監管之外，他們抓住債務人急用錢的迫切心理，提供遠高于合規利率的貸款，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高利貸。”某業內人士表示。所幸，隨著我國金融體系建設的不斷完善，民間借貸機構憑借高利貸等非法貸款牟利、非法吸收用戶存款等行為已失去發展的土壤。《關于辦理非法放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就明確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以營利為目的，經常性地向社會不特定對象發放貸款，擾亂金融市場秩序，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四）項的規定，以非法經營罪定罪處罰。”這其中，“未經監管部門批準，或者超越經營范圍”等描述，為民間借貸平臺套上了緊箍咒：要么改行、要么進編。這之后，民間金融活動進入另一個階段：嚴格依據公司注冊工商信息中的經營范圍，從事相關經營活動。也正是在這個階段，一大批助貸機構出現了。盡管都不歸屬于國家隊，但最初的助貸機構與借貸機構有著本質的區別，即不具備金融屬性。助貸機構的主營業務中，并不存在“存款、儲蓄、投資、出借”等金融活動常見關鍵詞，而主要聚焦于“撮合”。即，助貸機構在具有貸款需求的用戶和金融機構之間搭建平臺，撮合雙方進行“交易”。在這一過程中，助貸機構“手腳干凈”，不直接接觸資金、也不直接對用戶放款。
但作為中介機構，其盈利能力卻也開始受制于多種因素：資金成本、資產質量（即用戶資信狀況）、運營效率（即數字化能力），以及最根本的產品和服務能力。“影響收益的因素越多，越容易顧頭不顧尾，也越容易鋌而走險，走了高利率、套路貸的老路。”某從業者感慨道。近幾年，銀保監局頻頻發文，針對助貸機構運營管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多次給出指導意見。“首先，國家是承認并且認可助貸機構的價值的，但同時隨著行業的發展，還需要不斷進行窗口指導，借鑒國外經驗、結合國內實際情況，引導助貸行業健康生態環境的建設。”有行業人士站在監管角度解讀說。另一方面，監管部門的相關政策也正逐步關注到行業中的所有細分環節：營銷獲客中是否遵循個人信息保護原則、是否尊重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利、是否對消費者明確展示費用明細等等。同時，站在消費者角度，更是設置了“成本紅線”。以往通過所謂的服務費、會員費、保險費等捆綁銷售以提高收入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未來，想要保持好的產品體驗和服務能力，并且真正能夠掙到錢，只有安安分分的從系統化、大數據等角度出發。在上述從業者看來，這條路并不好走，但“如果能夠走下去的話，對公司、行業甚至于社會，都將產生長遠意義。”
2020年5月，銀保監會對外發布了《商業銀行互聯網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在圍繞這一文件的討論中，“利好”聲音占據著主流，從業者普遍認為這是對助貸行業的再次正名。但同時，文件也對從業機構做了邊界說明。例如，《管理辦法》相關條款規定，與金融機構合作的助貸平臺需“至少應當具有擔保資質或符合信保經營監管要求”。對此，從業者認為，“相比之前的混亂無序”，這個政策反而使助貸行業的定位和發展路徑得以進一步明朗。實際上，一直以來，“找不到錢、等不了錢”都是急用錢的消費者在現代化金融服務鏈條中面臨的最大問題，而助貸業務發展這么多年來，從民間到政府，都無法忽視其推動金融活水多頭流動的重要作用。不管是對于剛進入城市打拼的新市民，還是小成本經營的美甲店、餐飲店，乃至于受國家政策支持的涉農產業群體、小微企業主等等而言，助貸平臺所提供的高效下款、無抵押門檻的信貸服務可更好的滿足其周轉率高的資金需求。因此，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合規的助貸模式實際上也是傳統金融機構信貸業務在互聯網時代的延伸，只是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本來應由金融機構承擔的部分非核心功能被第三方合作機構，即助貸平臺替代。這也是監管部門不進行“一刀切”，而是進行科學引導，逐步將助貸機構納入監管范圍內的根本原因。助貸機構“入編”，一方面可以推動健康可持續的行業生態建設，持續為傳統金融機構無法覆蓋的信貸人群提供資金撮合服務；另一方面，也反向推動助貸機構不斷加強自身合規建設，緊跟著監管政策動態調整經營模式。從行業和政策的角度來看，“入編”與合規經營已成為助貸機構未來發展“板上釘釘”的趨勢。而在這一次“大浪淘沙”中，勢必還會有不少助貸平臺黯然退場，而留下來的，則不得不面對新的挑戰：成本和收益的博弈。如何在成本和營收中“摳”出利潤,或將成為接下來助貸行業的焦點問題。布局牌照、數字升級，助貸機構“金融+科技”屬性明確
正如上文所述，助貸機構所面臨的幾大“吞金獸”中，資金相關的第三方成本占比最高，其次是經營管理和人力成本。某從業者曾公開表示：助貸平臺連接商業機構與金融機構，需要支付6%-12%的資金成本、不同場景擁有3%-10%左右的運營成本，還有很大一部分風險成本（壞賬與逾期）……
因此，為了在合規范圍內經營，同時守住“盈利”這一商業活動的底線，助貸機構特別是頭部機構的調整是必要且必須的。結合近年來助貸行業頭部機構的動態來看，有以下兩大趨勢值得關注：·布局互聯網小貸牌照：2021年至今，共有10余家品牌公司獲得小貸牌照，包括字節跳動（放心借和抖音月付）、愛有錢、分子魔方小貸、國晟小貸、鵬金所、薩摩耶（省唄）、微米云服、新氧醫美（氧分唄）、云游控股（花花借錢和浪小花借款）、信飛科技（信用飛）、小贏科技（小贏卡貸）等。·已布局互聯網小貸牌照的頭部助貸機構，則普遍提高小貸公司注冊資本。首先，在小貸牌照的布局工作方面，一方面是未來主動接受監管并滿足監管需求，以更加合規的產品向實體經濟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另一方面，則是降低資金成本的重要考量。根據相關規定，持牌經營的小額貸款公司可自行募集資金，并可提供總量為注冊資金1倍到5倍的放款總額。對于助貸機構而言，相對于直接使用持牌金融機構的資金，自有的資金成本更低，相應的盈利空間也更大。此外，對旗下小貸公司進行增資，則是頭部助貸機構為了進一步拓展業務范圍，提高產品市占率的重要動作。根據2020年11月銀保監會、央行等部門聯合發布的《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管理暫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稿》）的要求，經營網絡小額貸款業務的小貸公司注冊資本不低于10億元，跨省級行政區域經營注冊資本不低于50億元，且均為一次性實繳貨幣資本。對于頭部助貸機構或開展助貸業務的公司而言，推動注冊資本金額滿足“跨省”展業準入門檻，同時借助本身的業務場景：泛娛樂、本地生活、旅游消費等，毫無疑問也將進一步推動業務的發展。除了在小貸牌照、注冊資本方面“動大刀”，助貸機構還在自身的經營管理上“動小刀”。據近期剛獲得珠海橫琴平安錢進小額貸款有限公司40%股權批復的助貸機構信飛科技介紹，從決定推動金融科技相關業務的那一刻，助貸機構即注定了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能力和風控水平。“一方面是出于提高產品能力和服務能力的目考量，這是在夯實競爭力；另一方面是為了解放員工的雙手，讓他們去做更有價值的工作，這是提高人效，并進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信飛科技旗下互聯網小貸牌照負責人介紹說，“利用數字化、系統化和智能化的手段，來不斷提升信貸服務的效率、降低經營成本、守住盈利底線。”在信飛科技看來，數字化、系統化和智能化是助貸機構“降本增效”的重要基礎，而從行業的角度來說，智能應用也是驅動行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動能。助貸機構發展十多年來，從國資背景最初的大膽嘗試，到因為“皆為利往”者的趨之若鶩而引發一系列亂象，再到互聯網時代的線上化、智能化，行業正不斷向著更健康有序的方向發展。而隨著小貸牌照的集約化程度成熟，行業的優勝劣汰趨勢將越加明顯。“消費者永遠都對價格敏感，良幣驅逐劣幣的時代已經到來。”上述負責人補充說。另一方面需要我們關注的是，從加入國家監管體系，到持續的智能化改造，傳統的、民間的助貸機構，也逐漸有了金融屬性和科技屬性。至此，曾經的“無主之地”助貸行業，在不斷得以正名的同時，其“金融+科技”屬性也逐漸明確。
關鍵詞：
金融機構
資金成本
民間借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