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美元流動性緊張、中美關系不暢等因素影響，人民幣持續貶值，5月28日跌至最低點7.16。在此之后，人民幣進入升值階段，尤其是8月開始，人民幣兌美元升值明顯加速。

10月21日，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均創下兩年多來新高。截至當日19時，在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CNY)徘徊在6.6500，盤中最高觸及6.6400;離岸人民幣兌美元匯率(CNH)則徘徊在6.6400，盤中最高觸及6.6293，創下2018年7月以來新高。

同一天，銀行間外匯交易市場最重要的參考指標——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較上一交易日上調149個基點報6.6781，升至2018年7月16日以來新高。

相對于人民幣強勢升值的態勢，央行則更樂于保持匯率穩定。10月10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為0，表明其希望打破人民幣單邊升值態勢，維持匯率基本穩定的態度。

持續升值意味著什么?

人民幣兌美元走強，市場認為主要原因是美元指數走弱。當前，美元指數已經回到四年前水平。

甬興證券副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許維鴻認為，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匯率此消彼長。“人民幣這半年的強勁，最大的原因還是美元的疲弱。”

許維鴻表示，人民幣匯率的定價機制是一籃子貨幣、以美元為主、兼顧世界主要經濟體和貿易伙伴的加權算法，與國際市場常用的美元指數異曲同工。“過去半年來，美元指數從高位103左右一度跌到91.75，最大跌幅接近12%。目前美元指數在93左右，也就是半年跌幅10%，這與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基本一樣。換言之，如果美元指數穩住了，除非中國和美國的宏觀經濟出現偏離趨勢的變化，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幅度，大邏輯幅度也就這樣了。”

那么，美元為何如此疲弱?特別是美元兌歐元，貶值幅度達到12%。換言之，這半年人民幣兌歐元也是貶值的。“因此切莫輕言人民幣非理性全面升值。國際金融的老交易員都知道，美國大選之年是非多。目前美元指數已經回到特朗普四年前當選時的水平，金融市場這次‘歸零’了，哪邊也不押。”許維鴻對記者說道。

未來人民幣匯率走勢如何變化?許維鴻表示，展望中國經濟，最大的風險依然是影子銀行、房地產、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各類不良資產。“隨著全球經濟走入‘復蘇’邏輯，央行沒理由、也不愿意在四季度降息，積極的財政政策也在近期被‘過度基建投資’詬病。”

他認為，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國必然還將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正常貨幣政策的主要經濟體，房地產的三條紅線依然不會放松，人民幣匯率背靠中美國債利差，沒有兌美元貶值的技術理由。“當然，如果兩周后的美國大選塵埃落定，無論是哪方勝出，國際投資機構還將順勢調整。”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認為，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強勁表現，主要受國內外經濟基本面、政策間分化預期推動，近日美元指數走弱提振投資者做多人民幣熱情。展望未來走勢，近期國內外經濟基本面與政策面分化仍有望支撐人民幣匯率，但從內、外環境看，人民幣匯率本輪升勢接近尾聲，隨后人民幣有望轉向強勢雙向震蕩格局。

具體而言，首先，基本面并不支持人民幣匯率趨勢大幅走強。國際收支基本保持均衡格局，近期股市北向資金呈現雙向波動狀態，國內經濟尚未觸及潛在增長、貨幣信貸政策也未轉向收緊。

其次，全球仍面臨較多不確定性因素。美國大選、英國脫歐、全球疫情、地緣局勢，以及美國大選后美國對外政策都將存在不確定性，將對美元構成支撐，同時，從美歐基本面比較看，并不支持歐元兌美元單邊趨勢大幅走強，近期歐元兌美元在創出兩年半新高后，漲勢動能減弱，呈現橫盤震蕩走勢。

其三，央行政策工具箱豐富。人民幣單邊大幅升值勢必對國內外貿及經濟恢復構成拖累，一旦市場出現嚴重偏離基本面、非理性情緒，不排除央行動用包括逆周期因子等工具，引導市場回歸理性。 另外，近期外幣存款利率放開與外匯風險準備金率調降，央行意在與市場溝通，以穩定市場預期。

成功經濟體必須保持幣值穩定

在人民幣持續走強的過程中，央行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逆周期調節。

10月10日，人民銀行宣布將遠期售匯風險準備金率下調為0。市場認為，這主要反映了央行抑制人民幣過快升值、避免短期資金流入并推高資產價格的政策意圖。這表明，相對于民幣單邊升值，央行更希望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

10月10日，央行行長易綱撰文指出，縱觀全球，成功經濟體必須保持幣值穩定，這不僅包括國內物價水平的穩定，也包括匯率的基本穩定。

易綱指出，若匯率發生較大幅度貶值，即便國內生產總值的本幣價值上去了，換成其他國際儲備貨幣價值也會下來，這既會影響本國在國際競爭中的地位，也影響老百姓的對外購買力。匯率劇烈波動，還會影響國內外對本國經濟的信心，不利于經濟主體正常的貿易投資活動。自上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國際上出現貨幣危機的案例屢見不鮮，一些本已成為高收入國家的新興經濟體，因本幣大幅貶值而重新回到中等收入國家。

易綱指出，近年來，人民銀行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重點把握好金融業擴大開放、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和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2005年7月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歷經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中美經貿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沖擊，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升值約21%，國際清算銀行計算的名義有效匯率升值約34%，實際有效匯率升值約47%。得益于我國經濟增長較快和人民幣幣值穩中有升雙重支撐，以硬通貨計算，我國穩坐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人均國民總收入持續增長。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由2005年的1760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0410美元。如今，無論是企業進口、對外投資，還是老百姓出國旅游、購物、就學，都能夠深切感受到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帶來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順勢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京東數科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沈建光認為，由于當前中國資本管制的非對稱特征，即整體更鼓勵流入，但對流出限制較多，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幣上漲。

沈建光建議，在人民幣升值背景下，一方面擴大金融開放，一方面放松管制措施，鼓勵企業走出去，加速資本雙向流動，這樣既有助于維持匯率穩定，亦能為人民幣國際化提速創造良機。

“當前中國資本管制并不對稱，即整體上呈現鼓勵流入，限制流出的態勢，也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人民幣上漲態勢。”沈建光分析稱，從資金流入的角度，近年來央行等金融部門出臺了50余條對內、對外的開放措施，金融開放速度較快;從資本流出的角度，由于2015年8月人民幣中間價匯率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幾度面臨大幅貶值壓力，基于宏觀審慎背景下的資本流出政策有所加碼。例如，金融機構代客遠期售匯業務收取外匯風險準備金，便是央行進行外匯流動性管理的重要工具，自2018年8月貶值時保持至今。

除此以外，逆周期因子、調整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也經常用于跨境資金管理使用。而在直接投資領域，2015年貶值之前，中國對境內企業對外投資持開放態度，2016年對外直接投資(ODI)甚至一度超過外商直接投資(FDI)，但在近年來數次貶值壓力之下，中國對中國企業走出去是從嚴的，ODI也相應回落。

沈建光認為，過去幾年，在人民幣貶值與資本流出壓力之下，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受到了影響。“在當前逆全球化風險加大、中美關系復雜多變的背景下，人民幣仍能保持基本穩定其實十分難得，也體現了政策定力。但在當前進一步助推人民幣國際化的良好時機下，協同加速推進多項資本市場改革舉措，加大人民幣彈性的同時，擴大金融開放，鼓勵資本雙向流動，有助人民幣國際化提速。”(辛繼召)

關鍵詞： 離岸人民幣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