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下簡稱規劃《建議》)提出，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副院長王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收入過于不平等會造成產業升級停滯。但如果收入過于平均，最高端的產品一開始由于非常昂貴導致社會中沒有人能夠消費得起， 從而有效需求不足，產業無法升級，而且無法通過富人消費帶動大眾消費，經濟也無法增長。他建議，收入結構要結合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空間結構、再分配政策等多方面要素分析，匹配最終想要達到的經濟目標、最大程度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
不能忽視的隱性支出
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續提升。“十三五”期間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實際增長6.5%，中等收入群體由2010年的1億多人增加到2019年的4億多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在促增收等舉措下居民收入逐步恢復。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0.6%，年內首次由負轉正。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統計發現，從2014年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跑贏每年GDP增速。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2.8個百分點，為6年來的最大差額。但與此同時，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較大。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下簡稱：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十四五”時期，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分配結構明顯改善。
王勇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協調好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是非常必要的。面對當前國內國際新形勢，要想更好地提振內需，促進國內大循環，就需要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轉化成有效購買力，增加消費需求;不僅如此，對商品與服務的消費水平也是決定老百姓福利水平的核心因素，提高消費才能真正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此外，要實現居民收入與經濟增長同步，再分配政策與其它一系列財政稅收政策也要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
五中全會公報提出，到二〇三五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將再邁上新的大臺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
多位專家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強調，在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同時要注重提高收入的“含金量”。
“要創造更公平競爭的產業發展環境，讓虛高的收入降下來，實低的收入升上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馬慶斌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將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和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顯著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等同時提出，意味著這里的中等收入不僅是工資卡上的顯性收入，還包括獲得教育、醫療、養老等基本公共服務，居民的收入要能夠承擔這些隱性支出。
還要注意的是，馬慶斌強調，在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加快的同時，也要根據不同城市、片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一定差別化的公共服務。要進一步降低戶口權重，更看重并根據個人對整個社會的貢獻能力、創造能力提供適配的公共服務，這樣才能促進人才、人力能更加公平高效地在城鄉、城市之間進行流動。
盡管規劃《建議》中還未給出明確的增長目標，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黃奇帆此前撰文分析，在未來若干年內將4億中等收入人群實現倍增，將6億低收入人群減半。以此為基礎，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費為引領、中低收入人群消費為基礎并逐步提升的消費結構。
打造收入的“最優”不平等
對于不同收入人群，規劃《建議》提出：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王勇認為，在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背景下，對于有效促進產業升級而言，存在“最優”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如果本國居民收入差距相對較小、結構合理，那么在高收入群體的需求拉動下，廠家就愿意生產相對昂貴的高質量且高附加值產品，在生產過程中的“干中學”使得生產效率不斷提高，產品成本下降，這樣第二收入梯隊人群，即中等收入群體，現在也能消費得起這些產品，從而消費需求得以提高，這會吸引更多的生產投資到這個產業上，從而也提高了投資的需求，隨著廠商生產成本的繼續下降，收入的第三梯隊，也就是低收入群體也能具備這類產品的消費能力，從而進一步提振整體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推動國內產業匹配升級。
如果高收入群體僅占極少部分，中等收入群體過小，低收入人群特別多，那么對于高端產品即便富人有消費需求，也因為總需求規模太小而很可能導致沒有廠商愿意生產，無法形成國內的有效供給，產業就發展不起來。即使國內產業發展起來能夠滿足高收入群體的消費，但是生產成本下降有限，中等收入群體對這類產品依舊消費不起，產業升級就停滯了。因而，我們需要合理的收入結構，能逐次承接并滿足各個收入水平人群的需求，實現不斷的產業升級與收入增長。
盡管強調要提高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打造收入的絕對平均，而是要打造“最優”不平等的狀態。
王勇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收入過于不平等會造成產業升級停滯。但如果收入過于平均，最高端的產品一開始由于非常昂貴導致社會中沒有任何人能夠消費得起， 從而有效需求不足，產業無法升級，而且無法通過富人消費帶動大眾消費，經濟也無法增長。
“希望實現什么樣的收入結構，要結合產業結構、人口結構、空間結構、再分配政策等多方面要素分析，匹配最終想要達到的經濟目標、最大程度地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王勇認為。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投入產出表中的勞動報酬，不僅包括了各種形式的工資、獎金、津貼等居民收入，還包括了勞動者享受的公費醫療和醫藥衛生費、交通補貼、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住房公積金等。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在演講中強調，這里的很多項目，如公費醫療和醫藥衛生費、單位支付的社會保險等不屬于居民可支配的收入，不能用于自己的消費。居民消費率也在下降，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從2013年的72.2%降低到2019年的65.25%。構建新發展格局，要提高國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使居民收入的增長快于經濟增長，并通過減輕高房價高房貸壓力等，提高居民消費率。
王勇也表示，從收入的分配結構看，我國的勞動報酬占GDP比重在過去三十年呈現U型變化，而制造業內部勞動報酬份額在持續下降;從產業結構來看，伴隨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國外轉移，同時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發展，就業問題也越來越突出。要保證居民收入可持續性地提高，就需要產業能夠不斷升級，創造出新的就業崗位。
再分配是改善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看來，要想實現“雙循環”，就必須改善收入分配，而對改善收入分配最終起作用是再分配。
“我國正處于應該顯著加大再分配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的發展階段。”蔡昉在《從K字形復蘇看社會政策的重要性》這篇文章中指出，按照預期的經濟增長速度，預計我國將在“十四五”期間成為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即跨過12000余美元這個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的門檻。經驗表明，伴隨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收入分配從不均等到更加均等的變化，并沒有其他什么訣竅，原因完全在于政府實施更大力度的再分配。例如，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以稅收和轉移支付為主要形式的再分配，把相關國家的基尼系數水平平均降低了35%。
邁向高收入國家階段時，中國需要保持怎樣的增長速度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馬慶斌認為，增長速度是一方面，關鍵是怎樣達到這樣的增長速度，要更多依靠創造、創新和中國品牌，下一步引導和鼓勵適應性創新，打造高質量增長。
規劃《建議》提出，完善再分配機制，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在王勇看來，收入不平等制約了產業升級，要讓低收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上升，不僅需要通過再分配進行補貼，也要將其轉化為持續獲得收入的能力。
具體來看，首先要增加對低收入地區教育的投入。“長期來看，沒有一種投資比人力資本的回報率更大。”只有低收入地區人群找到更好的工作、有更好的薪水，幫助地區產業升級，自我造血，才可能達到收入、產業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此外，還要提高社會性服務業的質量以及更公平的可獲得權。王勇認為，服務業主要包括生產性服務業、消費性服務業和社會性服務業支出。這其中，社會性服務業涉及到醫療、養老、教育等與人力資本密切相關的公共服務，也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如果沒有做到公平，會很影響百姓的幸福感。社會性服務業的現狀會直接影響收入分配目標與實施手段的制定。如果社會性服務業的一些制度性障礙沒有消除，即便名義上進行一些轉移支付，也難以解決實際問題。(卜羽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