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競行業拔尖選手的職業年齡是14歲-25歲，后續的職業發展前景堪憂;有的網絡作家年收入百萬元，卻沒法給自己繳納社保;網絡主播平均月薪8000元至1.5萬元，五險一金繳納也是問題。
12月8日，在由團上海市委、上海市青少年服務和權益保護辦公室、上海市青年聯合會共同主辦的“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中，“新職業”青年的發展問題成為各界人士關注的熱門話題。
“外表看起來很光鮮，收入是知名足球、籃球球星的兩三倍，但總是感覺不穩定。未來職業發展前景堪憂。”RNG電子競技俱樂部英雄聯盟戰隊負責人阮琛把電競青年的困惑拋給了在場的代表、委員。
記者注意到，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以網絡主播、電競選手、網絡作家、快遞小哥等為代表的“新職業”受到青年追捧。來自前程無憂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底，其平臺上直播相關的崗位有近5.5萬個，10月、11月兩個月，有超過19萬人次投遞簡歷，其中本科、專科是求職主體，兩者相加超過八成。
電競“小選手”職業前景堪憂
近年來，電競行業漸漸走進人們的視野，尤其受青年群體追捧。但阮琛告訴記者，電競選手年齡通常在14歲-25歲，這個年齡段，很多人還在上學，入局電競，就意味著放棄學業。與之同步發展的，是這個行業的超高收入，“頂尖選手被很多青少年視為偶像，覺得可以把電競作為奮斗終身的職業”。
但電競行業的職業壽命很短，只有10年左右。有人說，電競行業那么多管理崗位、行政崗位的高薪工作，反哺給退役選手不就行了?但阮琛告訴記者，由于在本該學習的階段放棄了學業，很多電競選手缺乏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退役選手能順利進入電競行業工作的少之又少，“能不能給個機會，讓他們可以重返校園繼續學業?之后還能重回電競行業”。
阮琛還注意到，由于教育缺失，年輕的電競選手頻頻曝出負面新聞，“賺了錢，不會管理資產，不懂法，沒有職業規劃。”他建議，政府相關部門與電競廠商、俱樂部聯合，一起為電競行業的青少年提供科學培訓。
市人大代表、上海柔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韓若冰也注意到“新職業”隨機、碎片化的特點，“我們傳統行業，做一個項目就是一輩子甚至幾輩人來做，但‘新職業’的生命周期很短。”他說，新行業有著極強的造富、造星能力，也吸引了很多青年，但對從業人員的引導和培訓尚未跟上，“他們迫切需要職業規劃，如果沒有這方面的教育，這些行業帶來的負面效果就會顯現。”
對此，上海市人大代表、普陀區就業促進中心主任許鴻蕨介紹，人社部門有專門針對企業的培訓補貼政策，具體到新經濟領域，這些政策尚在細化中。
“新職業”青年關注：交社保、孩子讀書
前程無憂公關部負責人張褀豪介紹，根據該求職平臺的調研，“新職業”也會帶來新問題，“我們發現新職業從業者，在勞動合同、五險一金、工作穩定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提升空間”。
他建議，相關政府部門從職業化教育、異地就業保障(包括子女就讀、住房、靈活用工)、薪酬計時等方面在某個區域做局部試點，“這樣可以保證這些新行業、新職業未來朝著良性、可持續方向發展”。
網絡作家府天特別關注自己的社保繳納問題。“我們網絡作家都是自雇群體，我們和網站、出版社簽訂的授權的合同，我們不是公司的員工，沒法交社保。”她說，存在“想交社保沒地方交”的窘境，不少網絡作家只能通過各種關系把自己掛靠在一些小公司里違規交社保，“其實沒拿工資，也不在人家那里上班”。
不僅要自己繳納社保，網絡作家們還憑空多交了一筆稅。“多了一個收入，其實你又沒有拿到這個收入，但你在扣稅的時候，個稅綜合清繳的時候這個收入要加進去。”府天說。
如今，針對網絡作家的培訓不少，府天本人也參加了很多。但她認為這些培訓對網絡作家其實意義不大，“我們基層的網絡作家，其實更加需要一個組織。”
她介紹，上海現在有“網絡作家協會”，但協會主要是公益性質，暫時起不到為網絡作家群體呼吁吶喊、爭取政策的作用。
網絡作家對培訓不是特別看重，但網絡主播卻“特缺培訓”。上海張鐵軍翡翠電商部門主管梁超博本身也是一名電商主播，他注意到，現在很多主播為了帶流量，開始無底線，“所有直播都以流量為基礎考核標準。為了流量，主播拼下限，供貨廠家壓縮利潤、降低成本，頻繁出現假貨”。
22歲的梁超博已在電商行業打拼了3年多。他金融工程專業畢業，在校期間自學服裝面料學和寶石設計，從大二開始開辦微店和淘寶店。他認為，目前網絡主播缺乏行業標準化管理，“我們賣產品，卻自己也看不清產品的真假好壞”。他建議，針對專業性比較強的直播銷售產品品類，有關部門應與平臺方一起，進行有針對性的人才培訓，“保證消費者利益和市場標準，這樣這個行業才走得遠”。
閔行區人大代表、上海悅管家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尉是家政行業的代表，他花了3年時間來研究如何給優秀的技能勞動者解決孩子讀書、在滬落戶的問題，卻沒有結果。
“現在的人才待遇主要基于學歷，本科、碩士、名校的一積分，一下子就夠120分了，就可以解決孩子九年制義務教育問題了。但技能藍領，怎么積分?”李尉建議，技能勞動者應該有一套自己的積分評價體系，這樣才能解決城市服務業人員數量、質量短缺的發展問題。
“新職業”亟待有效制度供給和行業組織
閔行區政協副主席王一力告訴記者，當前，針對“新職業”青年群體的調研還停留在個體層面，“特別需要像共青團這樣的組織，把1000個‘新職業’青年變成10個組織，這樣我們溝通、服務的效率就能提高”。他認為，針對“新職業”青年的發展問題，最迫切的是要解決“制度有效供給”和“有序組織化”兩個問題。
閔行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總工會主席倪學斌也注意到了類似的問題。他介紹，此前閔行的街道黨工委和工會一起，把區域內的網約送菜員聚集在一起成立了行業工會。但在工會組建過程中，卻出現了找不到行業主管部門的情況。
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委員、市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毛放說，下一步針對新職業青年發展問題，應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理論研究，二是實踐探索。前者主要目的是給“新職業”劃定一個概念上的外延，研究“新職業”的特點、特色以及發展趨勢，還要有說服力的綜合分析報告，研究不同發展階段行業生態的分布;后者則要把理論用于實踐，提出促進“新職業”健康發展的政策法規體系建設。
毛放說，根據人大此前的調研，上海市政府層面已經出臺較多有關“新職業”發展的規范、政策和配套文件，“政府部門也是絞盡腦汁，針對‘新職業’‘新經濟’用了很多打補丁的政策。有些政策已經在發揮作用，有些政策尚未發揮作用，有些政策公眾還都不了解”。他指出，精準服務、個性化服務背景下，政府部門急需破解“新職業”發展這個新命題。
此外，毛放也建議以共青團為代表的群團組織參與幫助促進“新職業”形成行業組織，“促進他們走正規化、職業化、專業化的發展道路。如果大家都是個體從業者、一盤散沙，就很難發揮作用”。
“共青團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作為共青團工作的一大品牌，旨在引導青少年有序政治參與，有力推動了一些青少年普遍性權益問題的解決。
“通過直接溝通，既是一個強化理解、有序參與的過程，也是一個加工建議、雕琢完善的過程。讓更多青年意見建議搭上‘綠色直通車’，目的就是貫徹好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把廣大青年群體真正引領好、服務好。”上海市青少年服務和權益保護辦公室主任周建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