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推動全球資本市場進入到旨在防范系統性風險、加強監管的制度變革時期。
但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改變了全球經濟的運行軌跡，疫情的到來導致監管者面對前所未有的挑戰，確保資本市場的流動性以支持實體經濟，與維護國際公認框架下的市場穩定同樣重要。
1政策成為市場波動重要原因
資本市場的發展離不開其依托的制度環境、政策基礎。
“政策本應成為穩定市場的重要機制，如今已經成為市場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百年來全球經濟最嚴重的收縮，同時更是全球央行一致采取寬松政策進行干預力度最大的一次，均堪稱史無前例。
疫情暴發之初，全球金融市場出現恐慌式暴跌，各國政府特別是美國政府相繼推出了一系列救市措施，例如，美國國會通過了2萬億美元的一攬子計劃，向受疫情影響的企業、勞動者以及醫療系統提供緊急救助，近期又可能再次推出9000億美元的新一輪刺激方案;美聯儲連續兩次降息至零利率、推出無限量QE和三大有助于緩解流動性危機的工具。
這些措施極大地穩定了市場預期及投資者信心，緩解了市場的恐慌及焦慮情緒，避免了流動性風險進一步上升，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美國三大股指甚至在快速探底之后又創下了歷史新高。
“但這些政策在迅速穩定金融市場的同時，也引發了巨大的爭議，如’濫發貨幣’’飲鴆止渴’’慢性自殺’等。長期來看，靠零利率提振市場信心，勢必使未來美聯儲的貨幣政策操作空間被進一步擠壓，政策效應未來會逐步遞減，這必然也會加劇市場的擔心，甚至會起到反作用。國內外很多學者都有這樣的共識：由于應對疫情出臺了無限量寬松的政策，可能會醞釀一個近十年中非常大的貨幣危機或高通脹。加之美國政府和美聯儲不斷推出的救市政策也使市場對它的期待非常高，一旦政策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也會加劇市場的波動。”王軍表示。
2美國資本市場走向封閉
新冠肺炎疫情使全球經濟遭受重創。為了抵御經濟下滑，多個經濟體一度放松金融監管。歐洲央行四度放松金融監管要求之外，包括美國、瑞士在內的多國金融監管者也紛紛采取舉措為銀行“解縛”。
資本市場在金融市場中具有重要作用，美國資本市場吸引世界各國的企業在美國掛牌上市，體量巨大，不過美國的資本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從開放走向封閉的趨勢。
8月，美國財政部在其官網發布總統金融市場工作組《關于保護美國投資者防范中國公司重大風險的報告》，針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無法實施檢查的轄區，建議對來自這些轄區的公司提高上市門檻，加強信息披露要求，強化投資風險提示，
據彭博社11月17日報道，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推進一項計劃，該草擬的計劃可能導致一些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退市。據知情人士透露，SEC將建議交易所負責要求中國公司遵守美國的審計核查，否則禁止上市或要求退市。
今年以來，美國國會通過有關法案，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掛牌上市。美國眾議院于當地時間12月2日一致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該議案已于今年5月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按照該法案要求，外國發行人連續三年不能滿足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對會計師事務所檢查要求的，禁止其證券在美國交易。路透社報道稱，盡管該法律適用于任何國家的公司，但其目的主要是針對中國公司。中國對此進行了多次回應，指責美方證券監管政治化的做法。
對于美國強化對中概股監管，王軍認為，短期來看，顯然對中概股在美的正常經營會產生一定的不利影響。但是從中長期來看，反而有可能壞事變好事。
“在相較以往更強的外部監管環境下，有利于倒逼中國企業規范自身的經營與資本運作，有利于倒逼企業強化尊重法律和規則、切實保護投資者利益的意識，避免再度出現信息披露不實、財務數據造假、操縱市場和內幕交易等違法違規行為，打造中國企業誠信經營、遵守法律的正面良好形象，重塑國際投資者對于中國公司的信任。”王軍說。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港股市場和A股市場已經分別于2018年和2019年完成了上市規則改革，符合條件的未盈利企業、同股不同權企業可以在港股或A股市場上市。資質較為優秀的中概股回歸本土資本市場的條件已經成熟。
3中國市場更待改革提速
2020年，是中國資本市場30周年，處于發展黃金期的中國資本市場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推進。
2019年，設立科創板并試點注冊制改革落地見效，資本市場在保持規模指標領先優勢的同時，功能指標排名顯著提升。
新修訂的證券法于今年3月1日正式開始實施，這是資本市場法治建設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上海證券交易所12月14日就一系列規則修訂公開征求意見，新規擬取消暫停上市和恢復上市環節，明確上市公司連續兩年觸及財務類指標即終止上市，堅持“應退盡退”，這一舉措標志著新一輪退市制度改革啟動。
近期中央還提出，要“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以及“要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范”。
王軍表示，這樣的資本引導表明未來對于大型金融科技企業和數字寡頭的監管和規范將進一步加強，今后這些“大而不能倒”的機構不能再游離于監管之外而野蠻成長，其對于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和巨大風險需要引起高度關注。同時，這也意味著，資本的擴張是有邊界的，也應當是有序適度的，不能過度涉足過多領域開展跨界混業經營，不能游離于監管和法治之外，造成事實上的“贏者通吃”局面。要進一步樹立和強化監管的權威，密切關注這些機構風險的復雜性和外溢性，及時精準拆彈，消除新的系統性風險隱患。為更好地落實中央這一要求，根據目前的狀況和形勢的發展，進一步加強反壟斷執法已經變得非常必要和十分迫切，有關部門也不排除會仿效國外對一些科技巨頭進行反壟斷調查、甚至進行拆分的做法。
“總體來看，這仍然是對金融科技領域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提前化解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舉措，是為了防止再次出現新的安邦系和明天系而釀成系統性金融風險。因此，短期來看，可能會引起金融市場的波動。但從長遠來看，有利于引導各方更加關注創新，更加注重主業，更加強調合規，更加遵從監管，在符合監管的前提下開展創新，處理好金融發展、金融穩定和金融安全的關系，這是有利于金融市場和整個金融業的長期健康發展的。”王軍說。
4開放與監管不是悖論
30年來，中國資本市場雙向開放的力度不斷加大，資本開放體系更趨完善。
中國政府對外資進入國內資本市場始終保持歡迎態度，中國外匯管理部門放開了對QFII、RQFII的很多限制，QDLP/QDIE擴容意味著資本賬戶開放將繼續深化。互聯互通機制進一步優化，滬深港交易所就同步擴大滬深港通股票范圍已經達成共識，一是科創板股票納入滬深港通標的范圍，二是在港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納入港股通標的范圍。
從歷史上看，監管和創新是一對矛盾體。如何平衡監管與金融開放、金融創新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重要命題。
王軍表示，資本市場加大開放，一方面可為創新活動提供融資服務并承擔試錯成本，有利于鼓勵具有企業家精神的創業者勇于創新，從這個角度講，監管要適應金融創新，服務金融創新;另一方面，也必須看到，擴大開放也不可避免或遲或早地帶來一些新的不可預見的問題和風險，例如金融壟斷、金融安全、大規模跨境資本流動等。壟斷和擾亂市場秩序是市場經濟的天敵，更是創新發展的天敵，而監管不是。監管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基礎上，更好地促進金融開放和金融創新，進而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和高質量發展的大局，服務“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
從實踐來看，加強金融監管、鼓勵金融創新、防范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也是近年來我國金融業的核心主題。
對此，王軍認為，面對金融創新，如果金融監管缺位，缺乏必要的制度安排，對證券化產品復雜化、底層資產的混雜缺乏認識和前瞻性考慮，最終將帶來巨大的、不可挽回的災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殷鑒不遠。為此，監管機構應當始終重視把握好金融創新、金融效率和金融穩定的平衡，持續完善監管規則，提升監管有效性。針對當前金融監管方面存在的不協調、有缺位、有交叉、穿透性不夠等不適應金融創新發展和金融混業發展趨勢的現狀和問題，未來應進一步加強金融監管的統籌協調，特別是補齊、補強功能監管和行為監管的短板。
“從資本市場的監管來看，監管部門應主動適應當前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和新一代產業革命的需要，加快監管轉型，提高監管水平，在著重維護市場的公開、公平、公正，維護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基礎上，處理好創新和規范發展的關系，平衡好資本市場投融資功能和風險管理功能的發揮，強化監管執法，提高監管透明度和穩定性，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避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和重大經濟危機，保持金融市場穩定，更好地服務經濟轉型和新發展理念，服務高質量發展。”王軍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