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普惠金融的參與機構越來越多，大銀行的加入給普惠金融帶來低成本的增量資金，但不可忽視的是，低成本的普惠貸款會促使優質小微客戶加速從小銀行遷移到大銀行。對于小銀行來說，留下的客戶資源風險更高，單筆金額更小，成本也更高。為了確保對這些客戶的服務不滑坡，需要監管政策的適應性調整，比如允許專注于服務尾部型普惠金融客戶的機構承擔更高的風險(風險容忍度提升)，并擁有更加自由靈活的定價權。
市場已自動分層
國有大行發揮普惠金融“頭雁”作用;股份制商業銀行加大發展普惠金融力度;而中小銀行扎根當地，精準定位，在落實普惠金融政策中發揮獨特優勢。
截至2020年三季度，農村金融機構與大型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額占比最高，分別為36%和31%。說明農村金融機構在小微企業貸款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近年在政策的激勵下，大型銀行的份額迅速提升，貸款占比與農村金融機構基本接近，而且其貸款增速非常快。2020年以來，分季度看，大型銀行的小微企業貸款環比增速最高，而農村金融機構最低。這說明，現行政策對大型銀行的激勵效果最明顯。
普惠業務中的優質企業會選擇大型銀行;而信用狀況欠佳的小微企業很難成為大型銀行提供低貸款利率的客戶。因此，根據客戶信用狀況的特征，普惠金融市場已經自動分層。
兩大新問題
盡管農村金融機構與大型銀行在普惠貸款中的占比分別位居第一及第二，但是大型銀行與農村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顯著不同，前者資金成本比后者低很多，能擔負起“量增價降”的重任。目前，大型銀行普惠貸款利率已經低至5%以下。
而農村金融機構主要服務信用狀況較差的普惠客戶，這些機構承擔的成本與風險較高，因此，需要較高的貸款利率才能實現商業可持續。
一方面，農村金融機構服務的客群中質量最差的20%往往信用風險較高，其貸款利率通常在20%以上，高于“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的四倍”上限。因此，要確保盈虧平衡和滿足合規性要求，這些機構只能放棄這部分客群;另一方面，由于大型銀行的資金成本優勢，致使小銀行的部分優質客戶紛紛轉向大型銀行，出現掐尖效應。農村金融機構的盈利空間受到較大擠壓。
與此同時，利率上限使得原本能從銀行獲得貸款的小微企業今后無法獲得貸款。這部分客戶很可能會轉向更加難以監管的民間借貸。利率上限本意是緩解小微企業融資貴，但是很可能會加劇部分小微企業的融資難。
需差異化監管
現行的普惠金融政策使得各類銀行與其服務的客群之間自動實現了匹配，由于各類銀行服務客戶的風險特征不同，貸款政策對其產生的影響也不同，故需要差異化監管。
對于大型銀行的監管，應該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側重于降低融資成本，大型銀行的普惠業務著重緩解貸款對象的融資貴問題;而對于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應側重于緩解企業的融資難問題。
對小微企業來說，融資難比融資貴的影響更大。它們為了“周轉資金”進行短期融資，往往能承擔20%以上甚至30%的年化利率。事實上，農村金融機構針對部分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年化利率多在18%-20%左右。這是市場化的“均衡”利率。如果人為降低貸款利率，很可能導致專注服務小微的銀行無法持續經營，進而使銀行收窄服務范圍，導致部分小微企業無法融資。
此外，應盡可能保持普惠金融政策的穩定性，避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被動與應急監管，激勵金融機構將精力主要放在提升風控能力、擴大服務范圍上，避免開展普惠金融業務的各類機構之間進行貸款成本的競爭。
(作者單位系上海財經大學小企業融資研究中心，上財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