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據央視財經報道內容，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針對因疫情導致的債務壓力上升，生活困難的特殊人群，相關部門給予了一定的政策關照，合理延后還款期限。但在近期的調查采訪中發現，一些不法人員利用相關的政策，通過偽造病例渲染悲情處境等方式拖延逃避還款，甚至將其作為一種服務，以此牟利。
“逃廢債”中介如何幫助借款人達到“該還不還”的目的？記者以借款人的身份和幾名從業者交流后發現，運用所謂的“話術”，以及“惡意投訴”是他們“對付”金融機構最常用的手段。一名從業者說，他們可以用專業的話術幫助借款人應對金融機構的催收，還可以用投訴的辦法，迫使金融機構妥協。
一名“逃廢債”中介的從業者表示：“跟他們打交道是有方法的，他們比較怕投訴，一般投訴之后你的要求都是能解決的。咱們只要有相關的證據證明，就肯定沒問題。到時候你不用管，我們來跟那邊交涉。”
這名從業者口中的“方法”，在他們“逃廢債”的過程中已經屢試不爽。比如，他們會故意挑釁、侮辱催收人員，催收人員一旦情緒失控，就落入了陷阱。之后，他們會將通話錄音，向監管部門提交，并在網絡平臺曝光，以此投訴催收人員暴力催收，向金融機構施加壓力。還有一些金融機構的催收人員還沒來得及開展催收，對方就立馬指責其態度差，提出無理要求，并且以投訴相威脅。一家金融機構工作人員李雨欣（化名）說，她已經多次遭遇此類惡意威脅和投訴，因為舉證困難，所以大多數情況下只能滿足他們的訴求。
“他們會代理客戶提出一些我們認為是無理的訴求。比如這個錢還不了，我要分三年去還，你們的利息太高了，你們要把利息全部減免等。我們不答應他，他就會說要去找監管，夸大其詞來向我們施壓。他同時還會告訴客戶本人不要接我們的電話，全權由他代理。我們很難舉證，監管也很難去判斷一定是‘反催收’聯盟在這么做，所以我們一般情況下都會答應他們的訴求。”李雨欣說。
拖延時間——“想還，但沒錢”
“反催收方法”里還有一個關鍵詞，就是“還款意愿”。也就是說，“雖然沒有還款，但有還款意愿”。借款人每次都接聽電話，并堅稱自己有還款意愿并承諾還款時間，但當還款時間再次到來時，他們依然以同樣的話術回復，由此循環往復。金融機構無法判斷客戶的真實還款能力，只能選擇相信借款人，他們便順利地拖延了還款時間甚至逃脫了債務。
“偽造材料”是惡意“逃廢債”產業鏈重要一環
金融機構的不斷讓步，進一步助長了“逃廢債”中介的囂張氣焰。記者在調查中發現，目前，惡意“逃廢債”已經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除了代理投訴和“反催收”服務之外，偽造材料竟然也成為重要一環。比如，一些“逃廢債”中介可以偽造失業證明、住院證明、困難證明，甚至死亡證明等，用于和金融機構協商達成消除逾期記錄、減免還款金額、征信洗白等目的。
一家商業銀行的信貸部員工沈紅潔（化名）舉例說：“有個客戶多次通過向人民銀行、監管機構舉報等方式，要求修復逾期記錄，原因是他出車禍一直處于昏迷狀態，并提供了多個證據證明。經核實，客戶提供的資料均為虛假資料。”
惡意“逃廢債”興風作浪，對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數據顯示，2021年第二季度，銀保監會及其派出機構共接收并轉送銀行業消費投訴84424件，同比增長25.5%；四季度，銀行業消費投訴90595件，同比增長18%。其中不乏“反催收”人員煽動策劃的情況。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兼職研究員董希淼說，惡意“逃廢債”興風作浪，對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不可小覷。
“首先會影響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金融機構的債權得不到很好的維護，就會損害金融機構經營的利益。第二，它影響了正常的金融秩序。金融機構為了應對惡意‘逃廢債’、惡意投訴，投入了大量的時間精力，可能會影響對其他客戶的服務。”董希淼說。
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員莫開偉進一步指出，“逃廢債”現象已經成為寄生在我國金融肌體中的“毒瘤”，它所帶來的社會危害非常巨大，會誘發“逃債”“賴債”的“羊群效應”，帶動更多人加入“反催收”聯盟，加入“債鬧”組織，跟銀行對抗來逃債，擾亂了金融行業的正常秩序，增加了銀行機構和其他促貸平臺的維權成本，導致了大量行政和金融資源的浪費，踐踏和破壞了國家正常健康的信用體系。會影響銀行金融機構推進普惠金融的信心，進一步惡化金融行業的生態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