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支付寶正式關閉了大病互助業務“相互寶”。與此同時，有關于水滴籌、輕松籌等大病互助、籌款平臺的質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近期有媒體通過調查揭露了寄生于水滴籌平臺中的“灰色鏈條”。有關于“救命錢變服務費”“信息審核不嚴謹”的疑慮，逐漸取代了大病互助平臺曾經帶給我們的“一人患病，眾人相助”的美好想象。

一視財經【ID：yishicaijing】認為，大病互助平臺從萬眾關注到逐漸祛魅的過程，既展現出大病救助平臺所蘊含的公益、商業兩種發展邏輯的矛盾，也來源于社交關系與平臺經濟的糾葛。隨著美好的想象逐漸落幕，如何反思問題、優化流程，進而彌補高速發展時留下的“漏洞”，實現商業模式的正向轉化，成了大病互助平臺新的發展方向。

大病互助：一項有“互聯網基因”的公益

成立于2016年的水滴籌是大病互助的頭部平臺。它的發展歷程，正顯示出了大病互助平臺濃厚的“互聯網基因”。

彼時，美團原10號員工沈鵬離職創業，創建了水滴籌這一互助籌款平臺，在3年內便獲得了6億注冊用戶數，并于2021年4月17日在紐交所上市。在高速增長的背后，“互聯網化”的推廣是關鍵的動力來源。一方面，轉發籌款本就有利于聚集私域流量，實現裂變。另一方面，深受美團地推模式影響的沈鵬也組建了一支強大的線下團隊，這些頻繁出現在醫院等場合的“籌款顧問“形成了用戶發布籌款的強大推力，進而促進了平臺的活躍。

也正是因為這種基因，水滴籌的發展始終離不開對商業模式的嘗試。發展至今，水滴籌初步形成了公益和商業兩大板塊。其中，偏向公益的業務有水滴籌和水滴公益，二者不僅承擔著大病互助平臺的社會責任功能，更能為平臺導入很多優質流量，為商業板塊助力。而在商業板塊中，水滴籌不僅有水滴互助這一互助保障計劃，更與中國太平人壽、眾安保險等保險公司合作，開辟了水滴保險這一銷售業務。

從“大病互助”的標簽來說，保險銷售非常適合作為“變現”的方式。在真實患者故事的感染下，用戶傾向于做出消費決定，為自己的健康也增加一份保障。

在水滴籌上市的招股書之中，保險銷售的重要地位已經清晰可見。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水滴籌獲得的保險傭金收入分別占到總營收的51%、87%和89%。同時這也說明，其他業務所貢獻的技術服務收入、管理費收入等僅貢獻約10%。

沈鵬也曾在2019年表示，“今年全年，通過給捐款者推薦帶來的保費占總保費比例的20%，另外80%來自用戶自發購買、口碑傳播、品牌活動、外部合作方的聯合獲客、在線投放等?！笨梢姡嫦?0億級網民的互聯網保險業務，正是水滴籌商業飛輪得以旋轉的關鍵動力。

水滴籌官網上展示的投資者

如果按照水滴籌的設想，用保險銷售傭金維持平臺運營，患者和家屬通過平臺籌款獲得資金支持，保險公司也獲得了優質流量，可以說是用互聯網思維整合利益相關者，實現公益的典范。不過，在實際運營中，水滴籌等大病互助平臺的商業邏輯和公益形象已經逐漸產生了沖突。

其一便是線下團隊屢遭質疑。

2019年11月，曾有媒體報道了水滴籌的員工在醫院“掃樓”時存在隨意填寫籌款金額、按單抽成等不規范現象。事發后，沈鵬立即道歉稱“再管不好，我愿意把水滴籌交給相關公益組織”，并停止了線下團隊的工作。

其二是商業業務也存在著不規范。

有媒體指出，水滴保險的銷售界面不僅商業銷售氣息濃厚，而且沒有做到人壽保險應有的健康提示等措施，很可能會導致投保人意料之外的拒賠等嚴重后果。

時至今日，水滴籌等大病互助平臺雖然接受了相關部門的指導，但依舊屬于商業平臺。前文所提到的兩種邏輯的沖突，也依舊蘊含在大病互助平臺的運營之中。

運營漏洞：一種“內憂外患”的處境

大病互助平臺中的“平臺”二字意味著，它不僅需要企業本身的運營，還構成了一個由不同角色構成的生態。而水滴籌等互助平臺的運營漏洞，正突出的表現在內外兩方面。

從內在來看，審核不嚴、信息不實是最明顯的問題。

2019年5月1日，德云社演員吳鶴臣在水滴籌發起百萬元籌款。事后有人發現，吳鶴臣的家庭有車有房，其妻子還在籌款期間消費了新款手機。這一事件引發了有關大病籌款的廣泛討論，甚至引起了民政部的關注。

小紅書上的網友分享

并且直到最近，由發起人經濟狀況引發的討論仍然時有發生。筆者近期就曾在小紅書上發現有網友反映，籌款者剛剛籌款為父親治病，之后便很快購買了價值60-80萬元的新車。在評論區，也有很多網友紛紛回憶受到水滴籌“欺騙”的經歷，如“一套300萬的房子僅價值一到兩萬”等質疑也經常被提到。

可見，審核上的不嚴謹已經成為大病互助平臺內部運營中的主要問題。的確，由于平臺在成本和資質上的限制，再加上大病籌款本質上屬于一種自愿贈予行為，平臺很難對籌款發起人申報的每一項資產進行審核，多數時候只能通過事后審查加以糾正，例如在上述發帖中，水滴籌官方賬號就很快在評論中予以回應，表示將嚴查。但從另一方面來說，造成許多資產評估遠低于市場價，甚至出現了“違背常識”的估算，很顯然又離不開平臺盲目擴張，以增加籌款發起量為目標的發展模式。

除了內部審核，寄生于互助籌款平臺之上，卻不屬于平臺直接管理的“中介”也逐漸引起了社會的關注。根據自媒體《豹變》的報道，處于灰色產業鏈上的“中介”，僅需要患者提供身份和診斷證明，便能為其制作籌款鏈接，甚至尋找籌款的微信、QQ群聊等，籌集治療費用。

不過與此同時，這些“中介”往往需要抽取籌款額的30%以上作為“服務費”，如果需要“推廣”服務，抽傭甚至能達到70%。進一步說，許多“中介”也通過提供鏈接創建服務，控制了患者的賬號，患者及家屬甚至無法直接在平臺上提現，而是必須要求助于“中介”。更有甚者，“中介”或是籌款平臺的工作人員會直接要求醫生開具相關的病情和治療費用證明。

微博上醫生的爆料

審核易改，但寄生于平臺之上的“灰產”卻難以捕捉。除了平臺本身審核不到位的問題，“灰產”的形成也說明了大病互助籌款深層的不足之處。

首先，互助是極其依賴于人際關系的，因此大病互助籌款也與患者家庭的人際關系息息相關。在這種情況下，互助籌款可能并未能解決“弱勢群體”的困境，而是加深了基于人際關系的“不平等”。比如，很多人際關系簡單、生活環境閉塞、經濟狀況不佳的患者，即使創建了籌款鏈接也無法獲得籌款，甚至還需要為“中介”的“推廣服務”付出更加高昂的費用。反過來說，“中介”也正是看到了人際關系、互聯網使用能力給部分“弱勢”患者造成的障礙，才催生出了“暴利”的創建鏈接和推廣服務。

更深層次來看，大病互助平臺在治療中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了。正如前文醫生所述，醫保和商業保險才應該是覆蓋治療費用的主要方式，大病互助只應該是極端緊急情況下的一種補充。但隨著平臺的鼓勵、“中介”的興起，隨著籌款量的上升，人們似乎越來越認為互聯網籌款是治療中重要的一環，在此基礎上，對于家庭經濟狀況是否“合格”的質疑，以及種種亂象的產生，也就不足為奇了。

“透明”是一種好的嘗試嗎？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大病互助平臺發展至今，已經在人們心目中留下了喜憂參半的印象，人們一方面通過平臺互助籌款，另一方面也陷入了甄別的困難，甚至是社交倦怠。對于這樣的現象，平臺也“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以水滴籌為例，就正在大力推廣“透明水滴”行動，并尋找著新的發展方向。

水滴籌公布的“失信籌款人黑名單”

“透明水滴”包括民政部指導下的個人大病求助行業自律公約、社交網絡熟人驗證、水滴大數據驗證、第三方銀行資金專管和水滴籌反詐行動等方面。其中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創建了一個“失信籌款人”名單。在此名單之上，“失信籌款人”的手機尾號、昵稱、籌款項目標題、身份證尾號等信息都被公布了出來，并設立了舉報功能，水滴籌也表示將不再為名單上的籌款人提供服務。

當然，通過形形色色的“失信籌款”標題，我們也能一窺目前的籌款亂象，甚至出現了“老鼠想奪走兒子的被子”“走投無路，想換跑車”等讓人“哭笑不得”的籌款項目。

除此之外，水滴籌也在上市之后試點收取3%的服務費，并上線了水滴集市助農的新業務板塊。這些嘗試可能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分擔平臺的商業化壓力，使平臺更加聚焦于公益事業本身。

不過我們也要看到的是，目前大病互助平臺正在做的和能做到的改進，仍主要集中于“查漏補缺”的方面，并沒有徹底地改變大病互助籌款依賴人際關系，且審核依賴于后期查證的特點。而受到自身和互聯網保險等相關行業逐漸規范化的影響，大病互助平臺也需要轉換商業發展模式，可能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拿流量賺錢”了。

總而言之，大病互助平臺應該是保險保障和社會公益之外的一種補充，這一行業能否優化與轉型，克服發展和運營過程中顯現出的種種問題，有賴于平臺的積極努力，以及社會對其功能的重新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