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進入2022年，筆者明顯發現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各大金融機構向我推銷貸款產品的頻率大大增加，且不同于以往只是持牌消費金融公司、助貸平臺等機構的“暗送秋波”，現在上陣的都是諸如工行、建行、農行、招行等國有六大行以及頭部股份制銀行。
(資料圖)
更令人吃驚的是，上述機構提供的借款產品額度不僅高達十幾萬元，利率更是低得不敢想象。
以筆者近期接觸到的某行某貸款產品為例：借款金額高達20萬元，其年化利率僅有2.2%，借款期限長達三年，按年付息，到期還本。
這種以前只有諸如公務員、國企員工、事業單位員工等“鐵飯碗”公職人員在非公開市場下才能拿到的貸款產品，現在不僅面向我這樣一名普通的打工者，而且是通過了電銷這樣一種“大海撈針”式的渠道，不禁讓人感慨今年銀行對外貸款的“積極性”。
而再細看這些機構所推信貸產品，以往推銷話術中只能用于“XX場景”的警示語紛紛不見，變成了除禁用行業或者場景以外，其余像旅游、汽車、裝修、醫療、教育、日常服務等都可以申請使用的宣傳語。
不難發現，金融巨頭們紛紛放棄或者縮減了需要抵押補充的如車貸、裝修貸等“實物場景貸”產品，轉向了諸如旅游、教育、日常消費等無抵押的“虛擬場景貸”，信貸產品的應用屬性越來越偏向于“泛場景化”。
何為“泛場景化”？僅筆者個人的理解就是金融機構對于個人信貸需求的投放不再借助場景這件“外衣”來使其滿足合規的要求，而是直接對用戶發放現金以滿足其多元化的消費需求。
那么，個人信貸產品趨向“泛場景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筆者借此聊聊個人一些淺顯理解。
參考近國內近十年個人消費貸款產品的發展，不難發現場景化信貸產品快速興起的根本原因主要還是早期純現金貸產品風險體系的缺失，而信貸的核心在于風控，在這種情況下，“場景化”的信貸產品借助“線下風控審核、信貸資金與C端用戶隔離”等偏保守的“重資產”運營模式，也就比純現金貸產品更容易受到資本的青睞，也就更快發展了起來。
而回看國內機構在場景方向的選擇上，也基本上選擇了汽車、3C產品、醫美等三個領域。選擇這些場景的原因無外乎幾個因素：
一是傳統金融機構已經介入且規模空間足夠大，只不過產品只針對優質用戶，如汽車抵押、汽車分期等。民間資本的介入則很好補充了銀行對于下沉市場用戶服務不足的空白。
二是行業發展迅速，市場規模足夠大，且產品更新迭代快，能滿足信貸產品“剛性強、頻率低”的弊端，如3C產品特別是智能手機。
三是服務單價較高但需求量大，且正處風口，如醫美分期興起，是在用戶對于醫美服務及產品的需求爆發之際，而醫美行業的高客單價，成為金融產品解決用戶資金不足的服務點。
正是基于上述幾方面的因素，場景貸產品也在2015-2018年掀起了一輪熱潮。
然而，自從2019年以后，場景分期的熱度隨之下降，特別是一些早期頭部平臺紛紛失利，如3C信貸產品分期難做了、醫美分期遭遇整頓等等，場景貸從業機構也隨之湮沒在了普惠金融歷史進程中。
而促使上述現象產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主要有內外兩方面。
內因方面：站在信貸產品本身的角度來看，還是金融與場景的融合出現了問題。簡單粗暴一點就是金融在該場景當中的應用沒有使交易雙方有明顯的“效率提升感”，反而因為金融的參與，使得交易變得更為繁瑣，在此情況下，也就自然而然地會被市場所舍棄，轉而選擇更有效率的金融工具或者產品。
外因方面：筆者把它歸根于技術的不斷進步、征信數據的持續完善、風控理念的大力創新等因素的助力。正是在上述外部因素的推動下，“泛場景化”下的金融信貸才有理論成為了現實，并最終對傳統“重場景”的信貸產品，完成了革新與超越。
基于筆者個人的理解，“場景貸”更像是信貸產品向無場景化方向發展的一種過渡承載品，它的興起除了有某些行業突然爆發帶來需求的暴增這個宏觀因子作用外，更多的還是普惠金融早期在技術、數據、風控等方面純線上運營的經驗缺失。一旦行業積累了經驗，場景貸因效率問題逐步被市場和用戶所放棄只是時間的問題。
那么，通過對場景貸這短短五年的興衰剖析，現在的助貸機構又可以從中借鑒到什么？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認識到消費金融的主力軍正在從“資質欠缺的民企”回歸到“牌照齊全的央國企”。無論是從監管機構叫停網絡小貸的新設及開展對網絡小貸的專項整治和清理規范，亦或是實力更為雄厚的國有大行逐步涉水消費金融業務（9月27日建行其期下消費金融公司獲批籌建，成為繼中國銀行、郵儲銀行之后第三家涉水消費金融業務的國有大行），無一不在表明經過這么年的試點，國有大行從技術儲備、經驗汲取、人員配置、產品結構等方面都已經有了足夠的實力去踐行“普惠金融”，而巨頭的下場會在快速打破行業現有競爭格局的同時，進一步擠壓中下游平臺的生存空間。對于這些從業機構而言，轉型不再是一句口號而已，更是一場迫在眉睫的規劃與行動。
二是需要盡快找準自己在行業中的定位，并因此“做專、做精”。這句話更像是對行業中下游平臺的一個提醒，因為無論是從自身的規模體量或是外部資金成本，行業內中下游機構與頭部的差距都不是一星半點，既然已經無法成為“大而強”的平臺，選擇“小而美”的專精企業也失為一種優選。在整個行業已經從“存量競爭”向“精細化運營”的轉變之下，選擇信貸流程中的一個環節如風控、營銷、貸后等做精做細，賦能這些頭部巨頭，通過提供差異化的技術服務來獲得成長與發展，既符合監管所提倡的“助貸機構需回歸技術本身”的號召，也能以“賣設備”的身份吃到行業后續壯大的紅利，對于從業機構而言又何嘗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成功”。
總得來講，技術在普惠金融踐行過程中承擔的主要還是工具角色，是為了協助金融機構更快、更廣、更深地觸達那些有金融服務需求的下沉用戶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技術的快速進步會讓助貸機構有種“技術凌駕于金融”的那種快感，但當行業經過糾偏及競爭出清之后，行業最終的走向還是會落到“技術的歸技術，金融的歸金融”。這是業務的本質，也是監管的要求。
